●这是一个西安名医世家与一位上海支内姑娘之间回肠荡气的友情故事。年幼的她因这位上海"袁姨"的印象而有了深深的上海情结。

　　●后来袁姨回到上海的老城厢，等到再次去西安找他们一家时，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错过。

　　●她的母亲想方设法找袁姨，但直到离开人世也未能完成心愿。她通过晨报倾诉呼唤袁姨---

　　10月31日，读者郭阿姨给我寄来一封笔迹遒劲、情真意切的信件，提到最近晨报倾诉刊登的《能续否，花季友情》（详见10月25日A22版）一文，她说自己是西安人，因种种原因，家里几代人都有着深深的上海情结。如今她和丈夫已定居在上海，特别希望通过晨报的这个版面，寻找母亲生前的旧同事兼好友，上世纪50年代在西安支内的上海知青袁文娟阿姨。

　　很快，我见到了郭阿姨和她的丈夫李老师。漂亮开朗的郭阿姨特意带来了珍贵的家庭照片，经她介绍，我才知道照片中的几个娃娃如今都“术业有专攻”，大哥是陕西知识界的著名学者，郭阿姨本人是党政机关的负责人，而小弟则是前不久曾在《申江报务导报》“招亲”的雷老虎郭良，不仅是货真价实的明星，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备受好评的上海姑娘

　　我出生于名医世家，解放前父亲在西安开设私人医院，是当地第一位学有所成的西医，解放后出任西安防疫站的站长。受他的影响，母亲也有志于学医，通过考试拿到了产科的行医执照，出任西安北关妇幼保健站（位于北关正街，北关联合医院的前身）的站长。从我记事起，父母就都是大忙人。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保健站的任务很繁重，因此尽管我年纪很小，母亲还是整天背着木头小药箱出诊，“狠心”地把我和哥哥关在家里。

　　母亲当时有三位特别要好的女同事，四人中她排行最大，张阿姨排行第二，赵阿姨排行最末，而排行第三的就是上海来的袁阿姨。袁阿姨算得上是第一批支援西部、开发西部的“东部人”。那时的西安还很闭塞，外地人不多，而来自东海之滨的上海人就更稀罕。作为保健医生，袁阿姨没有半点大城市娇小姐的作派，不分白天黑夜，一有病人家属来找，背起药箱就出发，其医德和医术都备受当地群众的好评。在北关工作的那些年里，恐怕袁姨自己也记不清接生过多少小宝宝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小弟郭良正是在袁阿姨的精心照顾下呱呱坠地的。

　　李老师在旁边插话：“五六十年代的北关属于西安的‘落后’地区，出了城圈儿就是庄稼地。”郭阿姨也补充：“是啊，我小的时候听说城外还有狼呢，所以袁阿姨和我母亲每次出城给农村的产妇做复查，还要带棍子防身。”想像着两个年轻的女医生深夜出诊的情形，我的心一动，眼底有点潮乎乎的。

　　我还是得强调一句，袁姨那一代开发西部的上海知青，条件很艰苦，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是抱着一颗扎根农村、扎根边疆的心来的，并不知道何时能回家乡，也不清楚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不过，正像一部老电影《上海姑娘》所展示的，那时的人很单纯、很乐观，对于物质生活没有奢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西北一直工作到退休，好些连子女也留在了内地。

　　凭着我的百日照找到她家

　　成家前，袁姨一直住在保健站的二楼宿舍，自己开火做饭太孤单，她就经常和我家搭伙。据母亲回忆，袁姨心特别细，三个孩子中对我尤其关注，只要我念叨一句想吃鱼了想吃虾了，她就会起个大早，四五点钟跑到西安当时唯一的水产一条街———炭市街去买来鲜鱼鲜虾，烧好了大家吃。尽管在西安生活多年，她还是保持着上海姑娘爱吃零食的习惯，房间里储备了不少上

　　海寄过来的糕点，可她自己却不爱吃，最喜欢在我吃点心的时候，从我嘴边抢下一块来，说这样吃着才香甜。我还记得一件小事。也许因为是医生的缘故吧，母亲平时总教育我们，不能挑食，五谷杂粮各有各的营养。袁阿姨好像不太爱吃胡萝卜，有一次就当着我的面跟母亲“抬杠”：“我说大姐，在你嘴里那胡萝卜和白菜就好像人参一样，那还有啥东西没营养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资讯很不发达，上海因地理上的遥远而显得非常神秘。只要有人到上海出差，每位同事都会让他捎带吃的穿的。我家三个孩子，花费不算小，袁姨很体贴我母亲，每次回上海探亲都会给我们带许多礼物，我上小学时还穿过不少式样新颖的上海童装。我最喜欢的一件白底蓝花布拉吉，就是袁姨送我的生日礼物。还有那种压成小金鱼、小兔子形状的儿童香皂，更是让我舍不得用。

　　后来袁姨嫁人了，丈夫也是上海知青，在离西安一百多里的铜川铁路系统工作。又过了几年，袁姨就回上海了。60年代末我父亲到上海出差，还特意到老城厢登门拜访她。据父亲回忆，那场景也颇具戏剧性。他拿着写有地址的纸条走进迷宫一样的里弄，正想开口打听袁姨，一抬头，就望见某家墙上正挂着我一百天时戴绒线帽的一张照片，被放大到一尺二寸（那时普通照片的最大尺寸），他推门就进，心想肯定不会走错门，因为袁姨特别喜欢我那张照片，特意将底片从西安拿到上海冲扩的。

　　郭阿姨和李老师对望了一眼，不禁同时叹了口气，她接着说：“自从那次之后，因我父亲遭到了政治上的冲击，全家下放，与袁姨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70年代初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他主动申请下放到了西安的兴平县，即马嵬坡的所在地。母亲带着小弟郭良陪他一起下放，我和哥哥则寄养在亲戚家，全家都搬离了北关。小弟自幼体弱多病，父亲在兴平遇到一个精通武术的老朋友，就把小弟交给他做徒弟，本意不过是想让他强身健体，却没想到他日后竟以习武为专职，“打”出了一片天地。这是闲话。

　　下放期间，母亲听老同事们说，袁姨曾专程回西安，到北关正街打听我们全家的下落。但因为局势乱哄哄的，她不得不失望而归。这个消息让母亲难过了好些天，很担心就此失去一位知心的朋友。

　　两代人的寻亲梦何时能圆？

　　郭阿姨的描述让我对这位昔日上海知青———袁阿姨充满了敬意，也特别想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就急切地问他们是否保留有袁阿姨的照片。郭阿姨先是点点头，又赶忙摇摇头，表情有点为难：照片在西安老房子里……

　　我家相册里珍藏着一张袁阿姨年轻时的照片，迄今至少有40多年了。袁姨本人身高适中（约有1.60米），瘦瘦的，长得既洋气又干练。照片中的她穿了件中式立领紧身上衣，俨然一位30年代穿旗袍的美女，当然更多了些书卷气。难怪当年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回头率特别高。即使是在今天的大上海，我觉得她依然“丽压群芳”，气质丝毫不输于这些年轻的上海姑娘。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祖母是浙江绍兴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对水乡、对上海都很有好感，所以才会给我起了个很南方的名字“阿娟”。通过和袁姨这位上海知青近十年的交往，父母更是对几千里外的上海以及上海人青眼有加。我和李老师成家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我们接母亲同住。丈夫经常有到南方出差的机会，他也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每次都捎回不少南方的小吃。有次去扬州出差，在外面住了一个多月，母亲正在西安的家里说着想吃南方的大闸蟹，他就提着一篓蟹推门进来了。记得那时候大闸蟹还没这么金贵，9元钱就可以买整整一大篓。

　　人一老就格外念旧。见我们三个子女都成了家，母亲就格外挂念远在上海的袁阿姨，总是念叨着想见她一面。尽管家里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改善，可每次听说有人到上海出差，她还是点名要那种袁姨带回来的核桃酥，这种点心相当便宜，但母亲就是爱耍小孩子脾气，老是说袁姨给她买过的点心才最好吃。等她都到了80岁的高龄，因小弟郭良要在上海发展事业，她还动了迁居南方的念头，为的就是在大上海找到自己的故交。

　　“然而很遗憾，母亲85岁那年因病去世，终归没能了结这个心事。”郭阿姨不禁泪光莹莹。

　　基于儿时的记忆，加上母亲日复一日的唠叨，我们三兄妹对袁阿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正是在这种情结作用下，小弟和我都先后选择上海作为第二故乡，在这里买房定居。一想到已和袁姨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我们“寻亲”的心情就越发不能自已。但因为父母都已去世，除了知道袁姨的全名叫袁文娟，知道她以前住在老城厢，我们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上海毕竟有那么多人口，叫“袁文娟”的人大概不下数百位吧，找人还真像大海捞针，毫无头绪。就在此时，我很偶然地读到了晨报上那篇寻找中学好友的文章，眼前不禁一亮：如果能用这个方法找到朝思暮想的袁阿姨，那该多好啊！真的得到好消息，大哥和小弟再忙也会来一趟上海的。而我母亲虽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天，但我和李老师已在上海订了一处墓地，打算把老人家的骨灰请到上海。

　　我被郭阿姨一家几代人的上海情结所打动，心里热呼呼的，赶紧告诉她，前一个故事见报的第二天，两位失散多年的中学好友就在晨报倾诉的帮助下通了电话。我也衷心希望袁阿姨能够尽快读到这篇文章，尽快和晨报取得联系，尽快见到原来远在西安的故交及子女。

　　细心的郭阿姨考虑到袁阿姨年事已高，还特地提供了家庭档案里的“绝秘”信息。

　　袁阿姨如今估计已是70岁高龄，不一定能坚持看报，如果她的家人给她读报的话，我希望他们能提醒她，因肤色的关系，我大哥的小名叫“黑蛋”，小弟小名叫“（白）蛋蛋”，而我的小名就叫“娟娟”。尽管事隔多年，我相信袁阿姨是不会忘记这些熟悉的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