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一那年，师娘担任我们的听力课教师。上第一堂课的时候，铃声已经响过了好一会儿，学生们齐刷刷地坐在了课桌前，老师却没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班长站起来了，准备出去问一问，这时候，教室门“哐”的一声被撞开了，一颗毛蓬蓬的头带着一个瘦小的身躯飞了进来，眨眼之间，飘落在讲台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身形尚未落稳，一个看起来２０出头的女生便一边不住声地道歉，一边从随身背的大挎包里向外掏，教课书，笔记本，磁带，影碟，标号笔，转瞬功夫，摆了满满一桌子。东西掏完了，道歉也停下了，她一脸无辜地告诉大家：“昨晚备课太兴奋了，怎么也睡不着，结果今天早晨又醒不了——”她抬手看了看腕上的卡通大表，继续说道：“迟到了２分５９秒，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推迟下课时间，把损失补回来——”教室里响起一片嘘声，她露出满意的微笑，继续道：“我知道谁也不愿意晚下课，那我就晚自习时到教室来给同学们解答疑问。再有，迟到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要是被教务处扣了奖金我就更睡不着觉了。各位不要逼我恶性循环。”在大家的瞠目结舌之中，师娘的第一堂听力课开始了。

　　那堂课准时下课，晚自习的时候她果然来了。仍然是乱蓬蓬的头发和装得鼓鼓的大挎包，挎包里掏出了为大家推荐的杂志和影碟。她说，中学时为了高考，人人都成了井底之蛙，进了大学校门眼界一定要变宽些。这话如果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难免会引人反感，但通过这一天的接触，大家似乎很快适应了她大大咧咧、我行我素的风格，所以一挎包的东西马上就被瓜分干净了。看着大家这么捧场，她说：“别忘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说时，脸上带着孩子般狡黠的笑。大家受了她的感染，起哄地说：“没—问—题！”

　　她几乎每天晚自习都来一遍，解答了几个学生提问，在教室里转了几圈，走了。相处久了，就有大胆的同学开始问她一些“私人问题”。对每个问题她都痛痛快快地交待。她说，她２８岁，已婚，丈夫是本校中文系的老师，现在北京进修，她的家在学校的教工宿舍楼，每天晚饭后一个人没事儿到教室里转转当散步了。她的回答坦白、真实，但是显然过于简单。

　　2

　　我坐在教室最末一排的座位上，远远地、若有所思地看着师娘。粗枝大叶的她正在热烈地向大家推介朱丽娅·罗伯茨的《似是故人来》。她不知道，关于她的底细，一位上两届的中文系老乡已经跟我透露得十分详细。老乡告诉我，这个小鹿老师虽然不拘小节、心直口快，但是课却讲得很好，加之她胸无城府、待人热情，在学生中很有人缘。不过，她能在这个校园里引人注目却是借了另外一个人的光。那个人就是她的老公，本校最有名气、最有魅力的青年才俊汪博含老师。据说，每次逢上她老公的课，教室里就会突然冒出许多外系“汪迷”女生。她老公每次只要稍显睿智、幽默地旁征博引一下，就会有女生在下面痴迷地感叹，那场面十分夸张。我还听老乡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消息曾经令数名女生痛心得险些退学，她们说，不是说偶像不能结婚，而是要看他跟谁结婚。不单是那些意乱情迷的女学生，有些女教师也不理解，这么出色的一个男人怎么会选择那么普通的一个女人为妻呢？这个看上去迷迷糊糊、邋邋遢遢的小女人究竟是借了哪方神明的力量？答案迟迟没有寻得，这个幸运得遭人嫉妒的小女人已经被人醋溜溜地称为师娘了。这个称谓后来流传开来，而且几乎替代了其它所有正统的称谓。

　　我的那位老乡显然也是“汪迷”之一，她说，你只要看到汪老师一眼，就会被他深深吸引的。我当然不信，问老乡有没有汪老师的照片。没想到一提到照片，老乡立刻显得十分气恼，她说本来有一次联欢会上她和几个女生已经和汪老师合影了，可其中一个女生只给自己冲洗了一张照片，就说把底片弄丢了。“你说，她这不是明摆着要独吞吗？”老乡说的时候面孔涨得绯红。

　　我开玩笑地说：“至于吗？不就是一个花心帅哥嘛。”

　　老乡面孔更红了，气愤地辩解道：“谁说他花心？他很骄傲的，我们是他本系的学生才偶尔有机会跟他说话的。像你这样的女生啊，恐怕他都不会正眼看你的！”

　　像我这样的女生？我是怎样的一个女生？因为外貌平庸、心智中等、来自小地方的寻常人家就命中注定是一辈子都借不到水晶鞋的灰姑娘，对吗？我如此努力挤进这座都市、挤进这座象牙塔，却只能永远充当那些优秀的人、那些美丽的风景、那些光明的未来的可怜看客，对吗？！老乡无意间触伤了我的痛处却浑然不觉，而我，则在心里默默跟她打了一个赌，一个充满挑战意味的赌。

　　我知道，还有两个月，那个男主角就要回来了。

　　3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确定，我和师娘的友谊之树最初植根的究竟是怎样一块心田。我知道，这种不确定源自我故意的模糊和遗忘。而这种“故意”，又成为一种尴尬、难堪、痛楚的提醒，与我终生相随。

　　是从哪天起，我开始成为晚自习上问题最多的学生？师娘注意到了我的勤学好问，为了解答方便，坐在我身旁座位上的时候多起来了。谈话的内容渐渐不再局限于学习问题，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有时候，我们会一前一后走出教室，在傍晚的校园里一起随便走走，随便聊聊。

　　没有人发现其中的问题。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大都与学生们交往密切，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热爱学习、靠近老师是很正常的事。我18岁，显得少年老成，与28岁却显得单纯稚气的师娘看上去仿若同龄，而且我们之间也的确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都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四处看风景，喜欢物美价廉的街边小吃。当然，我没有师娘懂得多，可是我谦逊、沉静，是很好的听众。还有，师娘曾经无意中提到过一次，说我长得很像他的妹妹。我问他妹妹多大，她看看我，回答：“应该跟你一样大。”

　　在相约一起逛了几回街后，师娘终于邀请我到她家里去。那是个周末的下午，她气喘吁吁地跑到学生宿舍，在楼下的对讲器里呼叫我。我慌忙下楼，她却笑嘻嘻地对我说，刚才去市场买了一条大鱼，想给我露一手。说完，拽着我就走。

　　我故作镇静地问她去哪儿，她瞪大了眼睛说，去我家啊。

　　天知道当时我的心里是怎样的一阵狂喜，那是她和他的家，我终于要真正接触到她和他的生活了。

　　师娘的家房间很小，除了几样简单的家具和电器，家里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书报和磁带、影碟。在我看来，这个家不够华丽，不够温馨，如果没有那张双人床，怎么看都像个单身宿舍。而且，墙上没有我期望的婚纱照。

　　师娘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失望，笑着说声“太乱了吧”，就开始去厨房收拾鱼。我在房间里又迅速地打量一圈，便随她到厨房帮忙。

　　厨房的情况稍好一些，厨具、餐具一应俱全，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装满调料。我一边剥葱，一边“随口”说道：“看来你们家很注重饮食文化。”

　　师娘乐呵呵地说：“算是让你说对了，我和汪老师都爱吃，都舍得在吃上花心思。”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他，她叫他“汪老师”。

　　我顺着话茬问下去：“您为什么叫他汪老师啊？”

　　她的手上沾满鱼鳞，用手背撩了撩垂到前额的头发，随意地说：“习惯呀，我叫他汪老师，他叫我鹿老师。”

　　我说：“太不浪漫了吧，他不是中文系的吗？学中文的人都很浪漫的。”

　　她开始在鱼身上打花刀：“那说的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这些老同志就不要讲究那些了嘛。”说时还故意顽皮地皱着眉头。

　　不对，一定有问题！从走进她的家门的第一刻我就感到这其中定有问题。你想啊，一个备受瞩目的青年才俊，怎么可能跟一个如此平凡的女人在一起过如此简单的家庭生活呢？那毫无情趣的称谓，是不是已经显示了他并不爱她？他是不是因为厌倦了她才去北京进修的？

　　如果你觉得上述推论十足武断、荒谬，你完全可以骂我“精神病”。但我那时的确是这么想的，我从小就很固执，遇事爱钻牛角尖，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彻底改掉。

　　我继续问下去：“你家里常来学生吗？”

　　她说：“你是第一个。”然后又解释道：“原来我们家住在校外，离这儿很远。好了，再洗一点儿香菜吧。”

　　饭菜快好了，我的“侦探”也只好暂时告一段落。

　　吃完饭，因为要准备第二天的一个考试，我匆匆告辞。直到回到教室，我还反复在脑海中梳理线索、分析疑点，得出的结论还是他不可能爱她。我想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结论，你准备好再骂我一遍吧，我当时年岁尚轻，却早已通过文艺作品熟谙这个道理：要想介入某人的生活，就得先找出他原有生活的缺憾和破绽。但你又绝不能拿“婚外恋”之类的重话吓我，我绝对没有如此不道德的念头，我只是想接近他、了解他，引起他的关注，成为他的朋友，满足我的好奇和虚荣。虽然直到此时，我还没见过他一面，可是我已经成功地接近了他的妻子，迈进了他的家门，我是个获得阶段性胜利的小阴谋家。

　　4

　　汪老师快要回来了。这句话师娘跟我说过好几遍了，说时很幸福的样子。看得出来，她是爱他的，虽然她很少说。

　　我和师娘的关系已经比从前更密切了，我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那天，走在操场上，我有意跟她开玩笑：“汪老师回来后，你就没时间跟我在一起了吧？”

　　她诚实地说：“当然会受影响，不过你嘴馋了还可以到我家去吃饭！”

　　我心中一阵窃喜，说：“听说汪老师很骄傲的，不太喜欢与人交往。”

　　她随意地一挥手，说：“什么呀，他就是性格比较内向而已。再加上……”说到这儿，她突然打住了，转而问我：“还听说什么了？从实招来！”说时本想板起面孔，却到底也没忍住笑。

　　我被她嘻嘻哈哈的态度感染，大胆地说：“我听说他极少跟女生说话，你说他会跟我说话吗？”

　　这个问题显然有些出乎她的意料，她看了看我，顿了顿，笑着说：“会的，他会很喜欢你的。”

　　我已经得意忘形了，兴奋地追问：“他真的会喜欢我吗？为什么呀？”

　　她停下了脚步，看着我的眼睛，说：“因为你是我的朋友。还有，我说过的，……你像他的妹妹。”

　　她的话突然令我感到很难过。我想，汪老师马上就要回来了，我接近他的行动又要更进一步了。可是她……她却毫不知情。我有点儿愧疚和难过，可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好了。当时，我毕竟还小啊。

　　原谅我。

　　5

　　我后来见到了汪老师，但只见了一面，而且见面的方式完完全全出乎我的意料。

　　汪老师回来的第三天，师娘邀我去她家吃晚饭，说汪老师想看看我到底长得什么样。

　　说这话时是中午，在教学楼门前，我欢快地接受了邀请，道声再见，一转身，竟兴奋地跑了起来。跑出了很远，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回头一看，她远远地站在原地，望向我。

　　离得太远了，我看不清她的目光和神情。

　　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我还忍不住要努力搜索记忆，并一遍遍添加想像，她当时究竟是怎样一种表情呢？

　　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那天下午，她从菜市场回来的路上，被路边居民楼窗口落下的花盆击中头部。手中的鱼啊，肉啊，撒落一地。目击者说，那鱼落在地上还欢蹦乱跳的。可师娘却断了气息。

　　因为涉及到责任的追究，师娘的葬礼迟迟没有举行。有天晚上，我第一万次下定决心后，终于怀抱一束百合来到师娘家。

　　开门的是一个悲伤的男人，除了悲伤，我什么都看不到。

　　汪老师对我的到来并不意外。他说师娘在信中经常提起我，说我在她病时给她买的感冒药，说我回家时给她带来的山野菜，说我怕她寂寞陪她聊天、散步、看电影，说我为她做了很多、很多。

　　我的眼泪汹涌而至，是的，是的，这些我都做了，以友情的名义。

　　那天晚上，我还得知，我长得的确很像汪老师的妹妹。他最疼爱的小妹妹，因为白血病，去年去世了。为了给她治病，师娘坚持卖掉了结婚时娘家陪嫁的房子，搬到条件简陋的教工宿舍。

　　汪老师说，师娘在信中对他说，我又给你找到了一个妹妹，一个好妹妹。

　　这是我与汪老师见过的惟一一面，虽然他曾经说过师娘的朋友就是他朋友，虽然他说很愿意有我这样一个妹妹。

　　处理完师娘的丧事，汪老师辞职去了南方，据说是应聘到一家很有名气的媒体。我没有和他告别。我会永远记得他和师娘，却希望他们彻底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