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套能从客厅大落地窗看见浦江对岸东方明珠的公寓，这样的地段，这样的两房两厅，房价肯定是贵得吓死人。央央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给我们讲她的故事，眼睛不时地瞟向正在一边玩耍的儿子。作为一个外地来上海奋斗的女孩，30岁的她能拥有这样的一套房子，还有一个两岁的聪明伶俐的儿子，真是够幸运的了。但是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这里缺少了一个男主人。

　　天上掉下个金龟婿

　　我偶尔会想，如果三年前那个晚上我没有提前离开公司派对，生活是否会有所不同。以我当时的旺盛精力，通宵玩乐也是常有的事，而当时好友阿黛连珠炮般地追问“下半场”，我只能暧昧地微笑，任由大家调侃午夜钟声中即将坐上南瓜马车的灰姑娘，放肆地哄笑声一直追出半条街。

　　还在门外就听到隐约的电话铃声，我心急火燎地找钥匙，也顾不上心疼实木地板去换鞋，却还是晚了一步，没接到。墙上的挂钟还不到12点，比我以为的时间略早，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安装来电显示，同时确认一晚上的心神不宁都是为了等这个可能的电话，大维的电话。

　　我当时为公司推销一种新型办公设备，每天的工作就是捧一本上海企业黄页打电话，找种种借口绕过前台，直接骚扰那些有决定权的男人，祈祷其中的某几个能多给我几分钟耐心，进而成为我的客户。我凭借迷死人不偿命的嗓音和一口流利的英文，短短两三年已经是公司的业绩明星，但大维的慷慨豪爽还是令我大为惊叹，他甚至连“折扣”都不要，温和地默许我全额打进业务提成里。

　　阿黛一度怀疑大维图谋不轨，但屈指可数的几次商务餐之后，她也承认，这个上海男人气宇不凡，谈吐有度，作为年近四十而未婚的跨国医疗器械公司区域总经理，根本不像是我们这些新上海人钓得到的金龟婿。而我并没有告诉她，大维常常在凌晨给我打电话，而且总是那句“丫头，我又想听听你的声音了”。丫头，我莫名的喜欢这个称呼，介乎长辈关爱和情侣亲昵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微妙平衡。

　　那晚公司派对上有段根据《小王子》改编的短剧，狐狸请求小王子驯服她，赋予重复的时间和地点以意义。电光石火间，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不是偶尔在外过夜的话，大维的电话很可能是在每隔一周的周六凌晨！那么，如果这个凌晨我又一次无视他的“意义”，他会不会因为失望而停止“驯服”呢……

　　半个小时的寂静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向电话，最后心一横，拨通了大维。“丫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声音是一个女人的灵魂……”大维没有提及给我打过电话，只是一如既往地听我讲生活里的种种琐碎，开心的，不开心的。这正是大维感动我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认真地倾听过我。

　　此后的电话便频繁起来，但大维却极少提出见面，倒是我对大维的依赖一日胜似一日，甚至好几次梦见他，我能感觉自己对这个男人的渴望潜滋暗长。生日那天，我试探性地邀请大维来我的小屋，他来了，也留下了，在共同攀上巅峰时，我恍惚听见他喃喃低语“丫头”，随后便被巨大的幸福感淹没。

　　产房里的邻居

　　我和大维很快就结婚了，我以为我就这样成了大维最宝贝的“丫头”，直到我在某个角落里翻出那几盒录像带。那是很久以前的一段录影了，大维和另外一个女人的甜蜜时光。我清楚大维的过去不会是一片空白，但看到屏幕上那个真正的“丫头”，血液还是瞬间被抽空，如堕冰窟。而真正刺穿我心脏的却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几乎与我一模一样。

　　更让我绝望的还是大维的坦诚，他说他和丫头青梅竹马，他说他在英国总部培训的那两年，每隔一周的周六凌晨都会给丫头打电话，他说如果没有那场车祸，他和丫头早就结婚了……世界塌陷成一堆面目狰狞的碎片，大维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他说：只要你愿意，我还是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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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之后我在电影院看《云水谣》，看到金娣千里迢迢跑到西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碧云，真真是痛彻心扉，当场痛哭失声。女人多少是有些受虐情结的，便如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泥里去，却又从泥里开出花来。何况还年轻，自以为除了爱情，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却唯独忘记了，再绚烂的爱情之花，也是无法附生于虚空之中的。

　　婚后的生活出人意料的平静，大维开始习惯叫我央央，我却每每话未出口就已意兴阑珊。在大段大段的缄默衍生出的尴尬里，我忽然开始渴望一个孩子——如果我和大维的过去注定要与丫头分享，那么我可以孕育一个只属于我和大维的未来。大维的回答却是一只吉娃娃，他说他不止一次怨恨过早亡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同意就生他到这世上，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喜欢孩子，如果我太寂寞了，可以多带“欢欢”出去溜达。

　　我只好一日日无精打采地在小区里溜着欢欢，甚至恶毒地在它对着大狗狂吠的时候悄悄放松手里的细绳，希望那些大狗的主人一脚将它踢飞。很遗憾，那些人比他们温顺的大狗更有教养。其中一个牵金毛的小伙子甚至两次帮我找回跑出老远的欢欢，我一边言不由衷地说着谢谢，一边腹诽他浑身上下的拾掇干净得不免过份。事实上，这个三十上下的“小伙子”很可能比我还大出两三岁，但看着他清澈的笑容，我固执地认定自己的心境更为苍老。像两个总是在同一时间到同一家菜场买菜的老阿姨一样，我和这个名叫光羽的邻居算是认识了。

　　然后有一天，我终于名正言顺地驱逐了欢欢，因为我还是怀孕了。在我的孕期进入第六个月，大维跳槽去了一家国营医疗器械公司，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百万年薪，而是那个职位远在苏州。

　　送走欢欢之后，我反而喜欢上在小区里散步，我知道一定有人暗地里怀疑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丈夫陪同，但我不在乎，我心心念念牵挂的，全是即将出世的孩子。我甚至不顾老总的一再挽留辞职了，尽管大维没有给我多少生活费，但是没关系，我还有积蓄。

　　八个月时，我开始被频繁的胎动折磨，有次甚至不得不在花坛旁休息了半个小时。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光羽居然是个颇有造诣的妇产科医生，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建议我最好去他那里做个检查，因为他怀疑我可能胎位不正。我去了，然后每天辛苦地做他们独创的孕妇体操，逼迫那个喜欢和妈妈淘气的小捣蛋转回他该待的位置，我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剖腹产，无论如何，生命因为痛苦而刻骨铭心，就算要走一遭鬼门关，也是值得的。大维对于这些似乎漠不关心，只是在预产期前一周才回到上海，陪我办了住院手续，要了最好的病房，雇了两个护工，然后又借口谈一宗大单子，回了苏州。护士对他花钱的大手笔和一张冷脸的反差感到诧异，只有我明白，他一点也没有将为人父的喜悦，只是在履行一个丈夫的责任。

　　我在医院嚎叫了两天两夜，结果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主刀的是光羽。

　　离开时不曾说再见

　　十天后大维再次回到上海，此行的任务是接我出院回家。我一直以为大维会在亲眼看到仔仔时改变态度，毕竟仔仔遗传了他的招风耳和高鼻梁，活脱脱一个小大维。然而大维的冷淡让我心寒，他甚至在仔仔哭闹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嫌恶。在请了一个当过“月嫂”的保姆之后，他又一次离开。

　　大维的绝情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我甚至怀疑自己坚持生下仔仔，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保姆的照顾不能说不周到，只是除了听她絮絮叨叨阐述她变换花样做出的各种配方的月子汤的玄妙理论之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交流。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囚犯，每天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等着保姆饭做好了的信号。

　　我开始失眠，莫名其妙的焦虑，经常在半夜梦见仔仔被枕头闷死然后惊醒，非要亲手到小床上摸到他的鼻息才能放心。后来发展到甚至白天也会这样，仔仔一分钟不在眼皮底下就会觉得他是不是被保姆拐卖了，茶几上的玻璃花瓶被我挪了十几个位置，总觉得有可能被保姆或者自己碰倒摔碎扎伤仔仔，最终扔进垃圾桶才放心……就这样每天甚至每时每刻一惊一乍，似乎有操不完的心，即便这样还是总觉得自己似乎有什么没考虑到。我开始觉得自己撑不住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像这样感到孤立无援和绝望过，有好几次抱着仔仔在阳台晒太阳的时候，都会有“抱着他跳下去”之类可怕的冲动涌上心头。我知道，在这种冲动成为行动之前，我必须做点什么，可是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向谁寻求帮助，只记得在书架的一角放着一张光羽曾经给过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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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电话的当晚，光羽就登门了。听完我的描述，他笑笑说这种产后抑郁其实很常见，通常连吃药都用不着，最好的药方就是一个任劳任怨任打任骂同时始终保持微笑的丈夫。注意到我脸色的急转直下，光羽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一个能一起散步的妇产科邻居疗效也不错”。

　　于是我又恢复了以前晚饭后在小区遛弯的习惯，只是每次都要等到光羽的短信之后才会下楼，带着仔仔。也许是因为光羽是小家伙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的缘故，仔仔跟他竟是没来由的亲近，有时候抱在我手里会哭闹，到了他的手里居然就乖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除非值班和天气不好，光羽都会陪我和仔仔在小区里散步。我们似乎养成了一种默契，他从不问我家里的事情，我也从不问他是否单身，偌大的小区花园和可爱的仔仔构成了我们另外一种共同生活的主要部分。经常碰到的带着小孙子小孙女散步的老阿姨们后来甚至公认我们就是一家子，我们都没有否认，我知道，那对于彼此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辞退了保姆，回到婚前自己买下的公寓——尽管仔仔出生后一年多来他在这里住过的日子总共不过17天，但我还是无法做到住着他的房子同时和另外一个男人以夫妻的假象招摇过市。搬家那天，我给光羽家的信箱塞了张便条，上面写着简单的一句话：我需要一些时间，不要找我。

　　离搬家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一直在犹豫，毕竟我才30岁，仔仔需要一个爸爸，我的房子也需要一个男主人。